“这三年，我不断地去寻找自己真的想要的是什么。”Matt吕彦良如是对 Apple Music 描述制作新专辑《ME?》的心路历程，“首张专辑《Fresh Soul》只是误打误撞地做出了 R&B，之后我陷入一种自我怀疑，我是不是要继续满足大家对我的刻板印象，去创造这种 R&B？” 最终，吕彦良选择诚实面对自我，一个流动的、从未止步探索的自我。正如专辑标题的问号所象征的那样，探索“自己是什么样的人”的过程，其实也就是“把自己打碎再重建”的过程。而对于吕彦良来说，创作也是这样。他把三年的思考和经历都写进音乐里，无论是“对自我的了解”，还是“直面内心的勇敢”，或是“更真实的自我表达”，都如实记录在这张《ME?》里。 《ME?》容纳了多种多样、天马行空的风格：他从 Neo-Soul 巨擘 D'Angelo 和 90 年代 Old-School Hip-Hop 中汲取律动灵感，以《想太多》回溯 G-Funk 年代的街头松弛味道；他也从自然万物感受新天地，于是一次大理爬山之旅，催生出一首具有迷幻摇滚式波澜壮阔风味的《Climb It》；或是发挥意象派诗人和通俗小说家般的天赋，在《偷心爱人》中无限迫近中文流行 R&B 情歌的纯情魔力。对多元风格的无限包容、打破框架和脱离标签束缚的勇气，让《ME?》的“问号”显得无比坚定——在拓展音乐疆域这件事情上，吕彦良怀揣着一颗成为“pop star”的野心，一路疾驰。 《ME?》发行之际，吕彦良与 Apple Music 细细剖析了他的创作心绪、灵感来源，分享了专辑背后的制作故事，还聊到了他稍显“抽象”的生活习惯和创作习惯。 走走走，借过一下！ 艺术人格与现实人格或许会交接班，轮流为吕彦良奉上真实生活与想象生活的体验。他解释说：“《走走走》是我生活中很真实的状态，但是《借过一下!》可能就是我的分裂出来的一个人格，觉得很帅的人格，去想象（的人格）。” 《借过一下!》中的想象人格，是舞台的中心、闪耀的加冕之王、娴熟调配 beat 的大厨，想象人格的傲气给予了他对艺术的极致追求。而《走走走》是昼伏夜出的创作型“i 人”画像，更为贴近吕彦良的生活。就像这首歌里唱的，“黑眼圈越黑我越快乐”，吕彦良表示：“因为晚上很安静，会给我很多灵感。我专辑 80% 的歌都是晚上创作的。”他的生活平凡却自得其乐，他不泡吧不蹦迪，是“麦门”和赛百味的信徒；玩玩游戏，养养猫狗，却养不活植物——“买来几棵树放在角落/一个月后每棵全都死掉了”。简单安逸的创作日程倒也没什么“班儿味”，吕彦良常常依赖打台球“回血”，和施鑫文月的台球拉锯战可长达六七个小时，两人不说话，整个过程是“完全的寂静”。他解释说：“打台球不仅是一个娱乐，它是动态冥想一样的东西。打台球的时候我会非常沉浸，这种专注就会反馈到我的创作里面，我会更有精力去创作。” “创作靠运气也靠命的” “创作最爽的一点就是，以前学的东西莫名其妙地从你手上突然弹出来，和另一个东西产生了奇妙的反应，这个时候你就又会有连锁的反应。”谈到创作，吕彦良颇为随性，“创作我觉得是非常随机，偶然靠运气也靠命的。” 他没有固定的创作模式，有时会在公交车上把想到的音轨通过 B-Box 的方式创作出来，有时也在键盘上即兴演奏一段旋律，再细细雕琢编曲，偶尔也会出现将一首歌修改四五遍的偏执行为。例如，《Wasted》以稍显简陋的方式一气呵成：“当时住在布鲁克林，晚上睡不着觉，我就打开电脑，我连 MIDI 的键盘都没有，用电脑打字的键盘去做所有的和弦。还有鼓，我也是拿打字键盘去敲的。”但《借过一下!》诞生于精雕细琢之中：“我对这个歌的 groove 太执着了，一开始那版，鼓和贝斯的关系让我觉得它整体在往前赶，听着特别不舒服。我花了一周的时间做了四版鼓，最终调整到我觉得很完美的律动。” 这种随心而走的创作态度也在吕彦良的情歌创作中延续，感性色彩在音符中自然流动。“我很擅长去把一个意象、一个想象、一个情节，去跟音乐联系起来。”以音色流露细碎心绪，以和声色彩构筑情感氛围，以整体旋律考量内容表达，成为吕彦良创作情歌时的拿手好戏。《偷心爱人》的纯情气质颇有 Motown 年代的气息，《真的吗》和《爱，疑难》则深入了更潜层、复杂的情感世界。提到情歌写作，吕彦良提到和英文的直白相比，中文需要更多地考量用词，让它“合适又不尴尬”，觉得这是用中文写情歌比较重要的东西。 “这张专辑在我的舒适圈之内” “（借这张专辑）我展现给大家的面只是很小的一个面，其实私下里我会做很多不同的东西，所以在我的舒适圈之内。”吕彦良觉得专辑并没有刻意涉猎不太熟悉的东西。那么专辑丰富而多元的听感，实际上少不了日积月累的沉淀和持续性实践。他始终保持着学习的态度：“如果听到了一首律动很厉害或者和声很棒的歌，我就会想要把它扒下来，然后去学习它的和声，然后去看人家是怎么做的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肯定要有。然后当你去用这种方式去学习了很多，积累了很多之后，你自然而然就会有更自然的流露。因为这都是靠积累，从量变到质变，然后你自己就可以创造。” 《想太多》的律动让人联想起 G-Funk 年代，结尾跳出框架的贝斯则颇有 D’Angelo 的味道，谈到这点，吕彦良和我们分享道：“D’Angelo 就是我最爱的律动派 neo-soul 的音乐人，我每隔两年听他的律动，都会听到不同的东西，然后都会让我进步。”长大的过程里，耳机里放的东西，也成为了吕彦良的“一部分根源”，他举例道：“我也经常听 Old-School Hip-Hop，我高中的时候经常滑板，耳机里就放这些。还有 Common、Nas，还有 Musiq Soulchild——这是一个影响我非常多的人，包括他的和声、律动、配器，都会影响我。以及 Janet Jackson 也影响我很多。” “我想要传递有品质的流行歌” 专辑的制作过程颇为坎坷。吕彦良由东到西横跨美国大陆，在纽约布鲁克林和洛杉矶与不同的制作人合作，领会到“合适”比“优秀”更重要。 Kanye West《VULTURES 2》的制作人 Taylor Dexter 让他在《Callin》中初尝合作的乐趣：“他拉来了一个很厉害的小号，一个很厉害的贝斯，我们三个人在一个空间内，一个下午就把这个歌做完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跟很多人一起制作的过程。”但制作过程中也不乏遗憾：“我跟他磨合了很久，我们其实做了三首歌，但是有两首我觉得我不喜欢（《偷心爱人》和《真的吗》），他们没有办法 get 到我的一些特质，就是一些更私密的、更私人的特质，这些只有我自己作为制作人、自己去编曲，才能完成，所以我就没有要他们做的东西。” “她最懂我的一切特质。”吕彦良提到了长期的音乐合作伙伴、同为歌手的反返。“在音乐上，她可能不是单论技术最厉害的人，但是她非常了解我，她的审美非常好，她可以感受到我内心深处想要的是什么。”反返对歌曲灵魂的梳理和细腻把控，与吕彦良深度契合：“（她能给予我的）是更深层的、更包容的、更广的一种东西。比如我们一起制作的时候，她会从这首歌的情绪、所传达的情感，去选择音色，去感受音乐该怎么变。”《I Care》便脱胎于反返用儿童吉他即兴演奏的和弦和吕彦良即兴的配唱，活泼的节奏与忧郁色彩对比鲜明。“这种色彩可能是反返的特质所带来的。”吕彦良表示，“李沧东有个电影叫《绿洲》，他讲的其实就是两个不被社会所接受的人，在他们的关系里找到了一种平衡与互相接受，我很喜欢这个电影，所以我们想用这个歌来致敬一下。” “我想做一个 pop star，这就是我的目标，我想要传递有品质的流行歌。”虽然吕彦良身上流露出浓郁的独立气质，但他并不掩饰自己的野心：“我做歌其实是会去考虑市场和大众，但那不是全部；我不觉得这样是不纯粹，反而觉得这样是非常正向、非常纯粹的一个行为。”他对未来的设想、对所谓“pop star”的认知非常清晰：“首先你的作品一定要非常的有价值，你的作品要有特色，你要有非常（显著）的个人风格。其次，你要有一个能影响别人的艺术人格和精神内核。”